2021年是“十四五”規劃的開局之年，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之年。如何開好局、起好步，對于信息通信行業是重大課題。
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具有核心地位，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，“十四五”期間，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，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,加快數字化發展，建設數字中國。這為信息通信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。
“堅定不移建設網絡強國、數字中國，系統布局新型基礎設施，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，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，營造良好數字生態，對于落實‘十四五’規劃，抓住機遇開啟新征程意義重大。”來自信息通信業的全國人大代表，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，浙江移動黨委書記、董事長、總經理鄭杰表示。
鄭杰呼吁，面對前所未有的新發展機遇，應積極承擔新的歷史使命，加快5G、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術集成融合、系統創新，突破數字變革關鍵瓶頸，賦能經濟社會數智化轉型，做到“五個新”：筑牢“新基建”根基，夯實經濟社會數智化轉型的底座；加速“新要素”運用，完善技術要素和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；加快“新動能”培育，打造數字變革的創新引擎；打造“新安全”屏障，建設可信可靠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；構建“新治理”體系，強化數智化轉型的制度供給和保障。他建議，完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》，破除制約加快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。他同時關注5G、量子信息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，建議加快我國“5G+北斗”融合發展，推進量子通信實用化，加快數字孿生城市建設。
完善法律法規，促進科技進步
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科技創新是其中一個關鍵變量。隨著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，積極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和瓶頸制約，對科技創新提出了更高、更迫切的要求。
結合工作實踐和前期的一些調查研究，鄭杰認為，我國現行《科學技術進步法》及相關配套法律法規政策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，服務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已經取得良好成效，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，實踐中又出現了新情況和新問題，具體體現在：我國基礎研究雖然取得顯著進步，但同國際先進水平仍有差距；科技創新人才亟待升級教育培養；科學技術資源配置亟待優化。
對此，鄭杰建議盡快從三方面修改和完善《科學技術進步法》，更好地推動科技創新，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：一是完善關于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規定。他建議，增加關于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基金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、地方財政科技經費保障與引導社會投入的規定；完善關于國有企業科研考核機制的條款。二是完善科研人才評價與激勵機制修改。他建議，修改關于科研評價的條款；增加關于科研項目經費管理原則的規定。三是修改關于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的相關規定。他建議，完善技術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，增加關于知識產權運營和流通的規定；將現行關于科學技術資源信息系統建設的條款，拓展升級為關于公共創新平臺的內容；進一步拓展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條款限定范圍。
打造“5G+北斗”，加快融合發展
隨著北斗高精度導航、5G、高精度地圖的日益成熟，基于“5G+北斗”綜合時空服務能力為大眾消費、共享經濟和民生服務等領域帶來廣泛應用并有望在自動駕駛、泛在測繪等多個領域實現突破，深刻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。“十四五”規劃建議稿也明確提出，要拓展投資空間，實施北斗產業化等重大工程。
鄭杰表示，“5G+北斗”本質上是時間和空間位置基于通信的融合，其主要應用的領域是基于北斗的5G網絡全球時間同步和二者融合賦能的全球高精度定位。“5G+北斗”具有五個“融”的優勢，即融網絡、融科技、融技術、融終端、融應用，通過二者融合和相互賦能，將形成一個從天上到地下全范圍覆蓋的信息服務網絡，構建高精度、高可靠、高安全的新一代信息時空體系。
“5G+北斗”發展的前景廣闊，但目前仍處于發展初期，在5G與北斗的地面基礎設施協同、頻率兼容、產業化發展、部分融合技術布局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。
對此，鄭杰建議：一是要加強北斗基準站的統一規劃以及與5G基站等的共建、共用、共維，形成跨行業、跨區域的“全國一張網”；二是要加強“5G+北斗”的頻率兼容研究，拓展5G與北斗的融合范圍；三是要完善應用產業生態，提升“5G+北斗”行業賦能水平。四是要制定“5G+北斗”前沿技術研發計劃，提升北斗導航的全球競爭力。
推進量子通信實用化，構筑發展新優勢
瞄準量子信息等前沿領域，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、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，這是我國“十四五”時期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內容。
鄭杰表示，近年來，量子科技的發展突飛猛進。發達國家在量子科技三大領域，即量子計算、量子通信和量子測量方面的競爭十分激烈。其中，量子通信是利用量子態作為信息載體進行信息交互的通信技術，具有無法被竊聽的“無條件安全”特性。加快推進量子通信發展，對于推動我國自主科技創新、助推網絡強國建設、注智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科學意義和戰略價值。
目前，我國在量子通信的研究和應用方面處于國際領先地位。鄭杰介紹說，我國“京滬干線”的量子保密通信網絡長度為全球最長；量子科學實驗衛星“墨子號”已實現基于糾纏的無中繼千公里量子保密通信；2020年，我國實現了首個星地一體的大范圍、多用戶量子密鑰分發，地面跨度4600公里，驗證了構建天地一體化量子通信網絡的可行性。但鄭杰同時指出，由于技術壁壘較高，產業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，量子通信在推進實用化過程中，在研發和應用的頂層設計、網絡規模部署、工程化水平、產業化培育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難點和問題。
對此，鄭杰建議，一是要加強頂層設計和前瞻布局，制定整體發展戰略規劃，補齊配套體系短板，積極參與國際量子通信領域標準制定，搶占全球量子通信發展話語權。二是要加強新型基礎設施的協同發展，加快量子通信網絡部署，鼓勵推動量子通信在數字“新基建”的關鍵領域包括5G、云計算、數據中心等方面的推廣應用。三是要促進產學研用協同創新。鼓勵多方協同共同推動關鍵技術瓶頸研究，通過市場應用倒逼基礎研究，完善相關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機制等。
建設數字孿生城市，助推城市治理現代化
我國新型智慧城市建設逐步邁向智能化發展的新階段。“數字孿生城市”作為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發展的必由之路和未來選擇，近年來備受關注。
鄭杰介紹，所謂數字孿生城市，就是通過構建城市物理世界與網絡虛擬空間的對應、交互的復雜巨系統，在網絡空間再造一個與之匹配的孿生城市，實現城市全要素數字化和虛擬化、城市全狀態實時化和可視化、城市管理決策協同化和智能化。他表示，目前，數字孿生城市已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共同選擇。新加坡、英國等國家相繼啟動了建設。
在我國，數字孿生城市也正式步入到建設實施落地期，應用場景包括交通、能源、水利等行業領域以及未來社區等。中國移動全力打造“新型智慧城市運營商”，一直致力于數字孿生城市的研究，并于去年11月發布了《中國5G城市數字孿生白皮書》。
與此同時，鄭杰認為，雖然我國數字孿生城市在多個細分領域已經取得初步成效，但整體仍處于初期探索階段，存在數據采集門檻高、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不足、平臺模型標準化不高、應用層次和深度不夠、關鍵技術領域“卡脖子”等問題。
為此，他建議：一是加強體制機制建設，強化數字孿生城市頂層設計。二是加強全域物聯終端統一規劃和全域標識體系構建，提升城市級物聯信息采集能力。三是加強新基建與數字孿生城市的同步規劃和能力提升，提升虛實交互的實時性。四是加快CIM也就是城市信息模型的標準建設，構筑統一的CIM平臺。五是完善數字孿生城市產業生態，深化數字孿生城市應用。六是加強數字孿生城市關鍵技術支持與突破，加快落實技術創新工作。 
